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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156期】“三让三辞”的闹剧
作者:刘福智 文章来源:学校办公室 点击数:115 更新时间:2016-6-1 下午 06:03:16

唐尧于暮年将王位禅让于舜,虞舜于暮年将王位禅让于禹——这是史书上的记载,而且长期以来传为美谈。于是几千年来帝王的“让”和准帝王的“辞”也就成为美谈。

其实,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那么一回事,因此“让”和“辞”两个字都要打上引号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中描写的陶谦的“三让徐州”和刘备的“三辞徐州”,让和辞的对象还不是帝位,仅仅是“徐州牧”。年迈多病的陶谦要把徐州让给皇家出身的刘备,这本不是什么不妥之事,即便汉献帝把皇位让给刘备,也比让给曹操要顺理成章。然而,作为“仁君”的刘备,面对陶谦的让,却是坚定的辞,“二让”又“二辞”,“三让”还“三辞”,直至陶谦病故,徐州百姓哭拜堂前,刘备才勉强“权领徐州牧”。这种描写的目的,是作家罗贯中不厌其烦地突出刘备的“仁”的形象,借以反衬曹操之“奸”。不管怎么说,陶谦是真心地让,而刘备也并非全然假意地辞。

不过,后来汉献帝与曹丕之间的“三让三辞”就绝对是一出戏了。曹操之死,令汉献帝窃喜万分,料想多年隐忍屈辱,终可奋发图强而重振汉室了,于是欣然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。然而,熟料曹丕大不同于其父,更大的悲剧已临眉睫。

曹操虽然霸气十足,也毕竟不过是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尚存一丝娇羞之态,未敢放胆废帝自立,于是,憾然撒手西去,可谓终生之恨。而曹丕,虽然在政治气度和文化修养方面不如曹操,但在不顾礼仪廉耻方面却甚于乃父。于是曹丕“屡造祥瑞”,“频现嘉兆”,扬言刘汉必灭,曹魏当兴。加之一批马屁精的推波助澜,越发显得急不可耐。

于是,相国华歆、太尉贾诩、御史大夫王朗等人,率兵闯入献帝寝宫,迫其效法尧舜禅让之千古美德,逊位于曹丕。可怜的汉献帝大惊而逃,躲进皇后寝室。曹后(曹操之女,曹丕之妹)以身护帝,痛斥华歆诸臣曰:“尔等为求荣华富贵,竟敢谋刺皇帝。先父功高盖世,尚俯首称臣于汉室,兄长甫继王位,即思篡夺皇位,天若有眼,必不保尔等长久!”诸臣面面相觑,未敢非礼,辄退 。

而后,华歆未经献帝同意,拟就皇帝“逊位诏书”。曹丕于朝堂之上展阅诏书,惺然作态弗受,予以驳回。这种作秀,似乎尚未瘾足,于是,丕令献帝二下逊位诏书,二次驳回。至三,辄“戚戚然”,“勉为其难”,方予接受。这出“三让三辞”的闹剧,可谓精彩绝伦。刘汉400年基业,至此而绝。其实,献帝之“让”,是摄于利刃之不得不“让”,而曹丕之“辞”,则是猫戏老鼠式的作秀之“辞”。献帝的无奈和曹丕的无耻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曾几何时,司马懿与其两个儿子几乎将曹家子孙几乎斩尽杀绝,之后也假惺惺地演出一场“让辞”之戏,司马篡曹可以看作是曹丕篡汉的翻版,明眼人一看便知。因而,中国成语词典里又多了一个血淋淋而无可奈何的词条: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。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赢家,不是刘备,不是孙权,也不是曹操,而是司马懿。在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斗勇中,好像前者总是略胜一筹,但是,后者凭借正确的战略战术和魏国强大的实力,熬死了诸葛亮,剪灭了竞争者,最后三国归晋。

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“一报还一报”,用于司马氏的后人颇为妥帖。司马炎凭借曹家的鲜血和人头建立了晋朝,可是他何曾想到,到了公元420年,刘裕逼迫晋恭帝禅位,可以想见,也是自己着人替皇帝拟就禅位诏书,也是惺然作态,也是“三让三辞”而受之。接着,贬恭帝为零陵王。刘裕又怕其死灰复燃,乃令东晋旧臣张伟持毒酒鸩之,张伟念顾旧主之情,不忍下手,自饮而亡。刘裕又派士兵持毒酒令零陵王就范,可怜的王贪生不饮,士兵索性将其按倒床上,扼颈窒息而死。

刘裕闻奏大喜,却率百官默哀于朝堂,貌甚悲戚。复令大办丧事,予以厚葬。刘裕遂推翻东晋,建立南朝之宋。

谁知,刚过了半个世纪,到了公元473年萧道成杀了另一个废帝——宋后废帝(还有一个宋前废帝)拥立8岁童子刘准为宋顺帝。479年,萧道成又逼迫顺帝逊位,又玩了一番“三让三辞”的把戏,遂堂而皇之地登上九五之尊,改刘宋江山为萧齐天下。废刘准为汝阴王,也是怕其死灰复燃,不足 1月,杀刘准,宣称病殂。

从公元220年曹丕篡汉,到公元479年萧氏篡刘,在短短250余年之中,就上演了4出“三让三辞”的闹剧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共有多少类似的演出,笔者未曾统计,估计不在少数。

总而言之,这种“让”和“辞”,其实是无奈的“让”和无耻的“辞”;其实是不想让、必须让而无可奈何的“让”,其实是无须辞、却又辞而佯装高尚的“辞”。这里面竟有如此之多的“弯弯绕”,如此之多的学问。而历史学家往往只着几字加以概括,实在是不懂得政治的“猫腻”,岂不可惜!

汉民族不仅把“精致”、“细腻”、“辗转反侧”、“曲径通幽”这些玩意儿用在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和花鸟虫鱼上,却也用在那些无用和无聊的事情上,这是为了脸面?为了花哨?还是为了什么?这是汉民族的可敬之处呢、可悲之处呢?还是什么?试想,当时的吐蕃、突厥、契丹等民族和国度,如果遇到类似问题,则会直截了当地予以处理,断不会绕来绕去,断不会一而再,再而三。这似乎反映了文明程度的不同吧?汉民族似乎是一个过于“文明”的民族。

笔者又想起了开篇提到的“尧舜禅让”其实,根本是子虚乌有。看来,史书也不能全信。有学者经过深入研究指出,虞舜并没有等到唐尧让位,而是囚禁了尧而自立为王,这等于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。而大禹也是如法炮制,推翻舜而自立为王,而且到了暮年,他将王位直接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,开创了“家天下”。这些人物头上的光环不禁黯然失色。不过,那时的人们大概还未学会“让与辞”的奥妙学问,还不懂得其中的“猫腻”,还没进化到高度聪明的程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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